叶澜：一个充满着自信和自豪的教育家
叶澜老师过70大寿，组织庆典，我估计，一定很隆重，也一定很有特色。我翻出前段时间没有写完的文章，也一下子写不完了，就这样贴在博客上再说吧
我在给学生讲课时曾经将中国的知识分子分为四品：第一品为神品，这种人天赋卓绝，智慧超群，德才识学，无与伦比，指引时代发展方向，引领时代发展潮流，几百年才出几个，如蔡元培、马寅初即是；第二品为圣品，这一品学问博大精深，做人通达圆润，既制造话语，也操纵话语，名满天下，门生也满天下，像叶澜、叶朗可以列入其中；第三品为逸品，此种人喝酒交友，倜傥风流，知人论世，才华横流，为学为仕，均为上流，像石鸥、彭运石、张传燧、钟毅平、诸教授是也；第四品可称鬼品，不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那种鬼，是毛泽东所说“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那种鬼。不能登大雅之堂，可以做寻常之事，被误为小诡只付之一笑，常指为大恶也漫不经心，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喜欢跟自己过不去。不修边幅，不慕声名，怕见阎王，喜遇神仙，我行我素，鬼话连篇。学生把讲课的内容转达到了Z教授那里，Z教授在一次聚谈时问起，我说仅是一种笑谈耳。他说：“我对叶澜也十分佩服，叶澜对我也很客气，但‘圣’是一种崇高的形象，应该道德高尚，思想民主，提携后学，办事公道，体现公平。叶澜离这个标准应该还有一段距离。不能称圣，倒有点像一霸，非常霸道。我们湖南师范大学对叶澜是实实在在的尊敬有加，我们这些年的发展也是有目共睹，但我们在学科建设方面却一次又一次地在她那里遇到阻力。”我笑着说，我这是一个规定性概念，仅取其形象说事，与一般所讲神和圣的涵义是有区别的。其实，我也一直感觉得到叶澜虽然对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教师——无论是她的同辈还是她的学生晚辈——都非常友好、非常关心、非常照顾，但她在内心深处确实有些瞧不起湖南师范大学这所学校。1996年，湖南师范大学申报教育学原理专业硕士点，当时硕士学位点也是是国务院学位办统一审批，适逢教育学原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在张家界召开，我们向她表达我们的愿望，她当时是很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你们还建设几年再说吧。这兜头的一盆凉水使我们失去了努力的信心，因为她当时已经是教育学原理领域内有影响的强势人物了。后来是学校科研处打听到我们教育学原理硕士点申报在通讯评审中据教育学专业第五名，我们才又去做了些工作，较顺利地拿到了这个硕士点。张楚廷校长领头申报的教学论博士点，申报数学教学论，失败；申报学科教学论，又失败；最后借学科调整合并之风，在教育科学学院组合人员申报课程与教学论，获得成功。平心而论，几次的不成功并不是叶澜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而是当时的教育理论界基本认为学科教学论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或者还不能成为与教学论并列的兄弟学科，其实现在的观点也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就是张楚廷校长本人，在教育学界功成名就之后，也摆脱不了学科壁垒潜移默化的影响，自然地接受了，在挑选博士生时，也是以教育学科班出身的学生作为第一选择。2004年，张楚廷校长又领衔申报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亲自给叶澜写了信，我们学校又派雷鸣强博士登门拜访叶澜，她对雷博士说，“你们的人员组合多是行政领导，张校长已经领衔获得了一个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点，现在又来申报高等教育学的博士点，是否有些不合适？虽然张校长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不必要在许多方面都去报博士点啊，其实我的研究领域也很广呢，能不能到处去领衔呢？”后来因为SARS，学科评议组未能开会，我们的高等教育博士点因为通讯评分过关，又顺利通过。后来听张楚廷校长说，叶澜给他回了信：“我虽然很久没有给你回信，但是，我是非常重视你的信的，所以我一直把你的信放在我办公桌显眼的地方，要抽时间给你回信。这次你们高等教育博士点得益于学科评审组没有开会，如果开会，我是不会同意你们那里开这个点的。叶澜老师一直理直气壮，张楚廷校长也一直非常执著。张校长虽然公务繁忙，但做学问非常勤奋，平均一年出两本著作，写十多篇文章。2007年张楚廷70大寿时湖南教育出版社给他出了一套文集。著作一出，他必定要给叶澜寄一本。叶澜每次收到书也都打电话来谢谢。一次我们教科院讨论学科建设，张校长说，“叶澜每次打电话都感谢我给她寄书，都委婉的说我写的东西路数不同。我知道她不太认同我的表达方式和研究成果，但我还是出一本，给她寄一本。”可以想见，我们这里的学科发展，一直在想方设法寻求叶澜的支持。
我知道叶澜老师的名字是在1986年，当时我正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师从王道俊先生和郭文安先生攻读硕士学位，那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学校的自由空气和学术氛围随处都可以感觉得到。学术界对于人的问题的讨论已经突破了许多禁区。王先生和郭先生也正在引导我们关注人的主体性、学生的主体性、教育的主体性，读《费尔巴哈论纲》、《1842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列昂节夫的《活动 意识 个性》、李泽厚《关于人的主体性论纲》、夏甄陶的《目的论》、以及许多关于主体性和个性、全面发展与自由发展、社会性和个体性、目的论和价值论方面的书刊、讲座、讨论，都使我们的同门师兄弟如邓银城、陈宁、王坤庆等非常感兴趣。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3期发表了叶澜的文章《论影响人发展的诸因素及其与发展主体的动态关系》，这篇文章无论从方法论还是表达的基本结论，以及其行文的逻辑力量和解释力，都对我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上中国社会科学是中国社科最权威的杂志，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78级肄业的，华中师范大学青年教师谢小庆在上面发表一篇关于心理测量的文章，马上被华中师范大学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叶澜发表这篇文章时，也还只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讲师，我们真是佩服得要命。1993年，我从湖北民族学院调到湖南师范大学来工作。在湖北民族学院担任公共教育学的教学，比较关心教育学教材的结构和体系，来湖南师范大学担任教育原理专业课的教学任务，更关心教育原理课程的结构和体系，在大学里学习的以教育本质的讨论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原理，似乎难以适应这个时候的要求了。在书店里发现了叶澜的《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如获至宝，遂选为本科生教材，开始和学生共同学习，顿觉耳目一新。见到叶澜老师本人是1996年，当时，由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系承办，涂光辉、石鸥领导我和田汉族办会务，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年会在张家界召开，专业委员会换届，由叶澜老师接任王道俊先生，出任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虽然未等到会议结束，她提前回去了。但她路过长沙时来教育系为我们的本科生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我的学术兴奋点”，其演讲表现出的学识、气质、风度、激情，感染和征服了在场的学生，也极大地感染和征服了我，真的是如坐春风，有一种强大的震撼力，是一种审美享受。1999年，她又来师大为我们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做过一次演讲，我当主持人，在介绍她时，我说叶澜老师这些年一直注重生命体验的教育，关心生命、关爱生命、关心生命的主动成长，致力于将教育的通天工程（理论研究）和陆地工程（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实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她很高兴，一边走向讲台，一边嘀咕：“没想到在这里还有人理解我的理论。”我也有些自得。但是，直到现在，她也还叫不出我的名字，有一段时间她认为我是教科院的书记，后来多次见面，她也只记得我是湖南来的。但是，对我来说，在教育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方面的修养，影响最大的，除了王道俊先生和郭文安先生，就要数叶澜老师了。
温家宝召开座谈会，要签到，给叶澜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澜老师不同意，一定要加上教育学教授；
教育硕士培养方案的制定，是叶澜老师主持制定的，出来后遭到质疑，包括一些院士，说课程中教育学多了，叶澜老师去解释，说明教育硕士是从中学骨干教师中培养教师的专业化，而不是培养某一科的技能，解释通过。课程改革中，专家制定的数学培养标准，遭到质疑后，是吸收了院士修改才通过。
对教育理论研究的热情和执著
对于学科的兴趣和专业思想教育，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大学生的主要教育内容之一，曾经有一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在谈到学习和研究的动力时说，促进他取得成绩的动力有三：interesting ，sanenge
我1979年上大学是赶的最后一班车，因为当时考大学有年龄限制，我已经过了正常的考大学的年纪，依照的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放宽的年龄。我是1968年初中毕业生，也是所谓的老三届，但实际上只读了一年初中。下乡5年，中师一年，在十分偏远的山区中学教书5年。对家乡小城的依恋促使我一心希望回小城郊区教书而不得，考大学是唯一的达到目的的方式。和当时的青年人一样，我喜欢文学。因为一年初中和一年中师的基础教育使我对数理化望而生畏，比较熟悉的也就是中文。当年我虽然考的是高分，我却没有选择中文系，因为我害怕毕业后又计划分配到农村中学。我发现教育系所学科目是中小学没有的，估计最差也会分到中等师范学校，而最差的中等师范学校也在县城之中。所以选择了教育系。大学四年，我并不是一个差学生，但是，我并没有爱上教育学。毕业考研究生，我选择的是湖北大学罗大同先生的中学语文教学法，当时有几位老师都对我的选择委婉地表达了惋惜之情。我给罗大同先生写信表达我的愿望，他表示非常欢迎。但我最后没有被录取。后来，和我一同考上大学，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分配到湖北大学的吴克明成了罗大同儿子的同事，罗的儿子告诉吴克明，我当时考了第一名，他爸爸考虑我不是中文系毕业，成绩是死记硬背而来，所以不录取。当然也有说他要招一个他比较熟悉的学生。我当时年轻气盛，有些愤愤不平。曾下决心要自学语文教学法，专门写与罗大同先生商榷的文章。但后来因为我所工作的学校对我所从事专业的要求，还是考了教育学原理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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